大科学装置“造梦者”，他把问题分解，又让人心聚合

　　2005年3月，徐洪杰（左二）在上海光源建设现场。上海应物所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有你们这些老面孔在，我就放心了。”

　　回忆起今年9月去世的老所长徐洪杰的这句话，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应物所）原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朱彬华仍记忆犹新。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以下简称上海光源）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时，数亿元设备同时进场，需要配备保安。内部讨论时，有人建议去外面安保公司招人，因为他们年轻、专业；有人提出用研究所里改革中分流安置的老员工，却担心可能会不太好管。

　　徐洪杰听说后马上拍板决定：“老员工是自己人，对所里有感情，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捣乱。”

　　后来，这些老员工果然尽职尽责，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着这个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的巨型“鹦鹉螺”。

　　无论是上海光源还是此后的钍基熔盐堆，大科学装置建设需要数百人的科研团队，也需要管理、后勤、基建等团队的支撑。组建团队、凝聚人心，徐洪杰愣是把这一大摊子事担了下来，并且漂亮地完成了。这背后，离不开他极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讲故事

　　1995年，上海光源可行性研究启动，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应物所前身，以下简称原子核所）承担预研工作。

　　考虑到项目周期长，需要找一个年纪较轻、能把项目做到底的人“挑大梁，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原子核所所长杨福家找到他的学生徐洪杰。“5年，你不做其他研究，专心建设光源。”

　　当时40岁的徐洪杰答应了。

　　那时候的原子核所正处于发展低谷期，一度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上海光源是一个先进光源工程项目，而原子核所当时在这个领域几乎没有经验。

　　面对质疑声，徐洪杰掷下一句“干的最高境界就是舍命一搏”，便开始了谋篇布局。

　　一方面，徐洪杰集全所之力支持上海光源建设。面对所内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徐洪杰就去“讲故事”。他从上海光源建设、研究所改革背景开始，一直讲到建成后的研究所发展。“科研是研究所成立的基础，要做好科研就要有好的服务，要有好的服务就要咱们有好的工作面貌。”徐洪杰几句恳切的话说下来，职工们一下子就“来劲了”。

　　另一方面，徐洪杰把上海光源这个大项目逐层分解，认真考量每项任务最合适的承担人。他深知，让一个科研人员放弃原本熟悉的领域重新开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段时间里，徐洪杰花了很多精力与骨干们谈心、交流，因而被同事戏称为“谈话专业户”。

　　在加入上海光源前，原上海光源工程办主任李亚虹是兰州大学物理教研组副组长。得知要从科研岗位转入管理岗，她起初并不愿意。“徐所长和我说，光源是国际化大装置，需要一批高学历的人，还讲了很多其他道理，我也就理解了。”李亚虹回忆，上海光源刚启动时，徐洪杰一句“你们放心大胆去做，出事我来担”，给了她做事敢闯敢拼的底气。

　　有了这样一个主心骨，一支平均年龄三四十岁的上海应物所管理骨干队伍、一支百余人的上海光源技术骨干团队逐渐组建起来。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科研人员的协助下，上海光源预制研究顺利完成。

　　2003年，上海光源正式立项，于2004年底开工建设，而后创造了52个月建成国际上性能指标领先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的奇迹。

　　在此过程中，“相信徐老师的战略判断力”“跟着徐所能做成事”“徐所要干的事情肯定支持”等想法逐渐扎根在这支年轻的上海光源团队心中。

　　2009年，54岁的徐洪杰转身投入钍基熔盐堆项目，逐渐勾勒出科学的实验证明、经工程验证的实验室技术研发、支持规模生产的工业技术研发以及工业应用四阶段的钍基熔盐堆技术发展路径。

　　这一次，当徐洪杰再一次讲述起以核能解决国家能源问题的远景时，他一手培养或提拔起来的骨干们，毫不犹豫地转向这个更难的项目。因为，徐洪杰描绘的图景是基于科学和发展规律的客观总结，也因为徐洪杰强大的人格魅力。

　　“徐所长在建队伍的过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先统一思想，再推进后续的工作。这样，即便团队内部有争论，也只会集中在技术层面，避免了我们被技术之外的原因耗散精力。”徐洪杰的学生、上海应物所钍基核能物理中心主任邹杨说，“同时他也很擅长团结兄弟单位及企业的力量。”

　　跑腿

　　每每有人赞叹上海光源和钍基熔盐堆取得的成就，徐洪杰就会强调：“功劳属于战斗在一线的同事，我只是做做跑腿的事情。”

　　熟悉徐洪杰的人都知道，因为曾参加少体校和大学足球校队落下了病根，他的膝盖一直不太好，还置换过膝关节，一度行动困难。

　　“有一次坐车从上海到合肥，洪杰的腿肿到没法下车。”今年76岁的徐城泰是上海应物所的一名退休驾驶员，和徐洪杰关系很好，互相以“洪杰”和“小徐”相称。

　　在上海光源破土动工时，徐洪杰向建筑工人了解桩基怎么打，可以让地基稳固；在安装调试阶段，徐洪杰也会从物理原理出发，提醒安装师傅该如何固定螺丝钉；上海光源开始出光时，徐洪杰让徐城泰去花鸟市场买了非洲鱼，作为第一个成像实验的生动样品……

　　徐洪杰的足迹，并不限于上海光源。在上海光源建设前，他带领团队调研全球先进的光源，又往全国各地跑，寻找能够生产关键非标设备的厂家。

　　2003年，徐洪杰带着几位上海光源项目的骨干及上海应物所管理支撑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前往日本，学习日本国家高能物理研究所（KEK）和日本大型同步辐射设施SPring-8这两个光源的建设和管理经验。

　　看到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朱彬华很是奇怪，“我去也没啥事做啊”。

　　徐洪杰解释：“你们要做的事情多得很，看了之后就会知道该如何服务、保障我们的光源建设。”

　　就这么一句话，朱彬华心里有数了。在日本的两周时间，他仔细观察了光源园区内的公共设施，免费自行车可以随时骑走，用过后停在规定的地方；食堂服务人员不多，但设施很先进，效率反而很高；住的招待所装修简单，面积不大，一人一间刚刚好……

　　“学到的经验不仅仅对光源建设有用，也为我们研究所的发展改革带来了影响。”朱彬华举例说，“我们园区新食堂建成后，通过提供免费的小吃酱菜、自助打饭等形式，解决了吃饭排队的问题。”而这一调整，能够为科研人员省下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

　　正是一次次“跑腿”，“跑”出了上海光源“破土动工三年出光”的世界纪录，“跑”出了“中国正引领全球熔盐堆研发”的国际评价。

　　但同时，徐洪杰的“跑腿”向来有分寸。他认为领导在工作上是没有隐私的，因此任何行程都会告知办公室，确保能随时找到他。而在上海光源进入工程建设阶段，他拒绝了一切出国交流、开会的邀请，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组织队伍、推进项目上。

　　解题

　　在团队其他人看来，徐洪杰是“定海神针”，是能够解决任何难题的人。

　　对于团队管理，徐洪杰总结了一套独有的理论体系，其中之一是“不向下越权”，其他同事能做的，主要领导就不要去做，否则可能影响同事的积极性，造成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更重要的，这会影响领导规划总体战略、重要决策等本职工作。

　　在这一思想下，徐洪杰给了团队成员挑战难题的机会和充分的信任，让他们有了一步步攀登的勇气。而面对棘手问题，徐洪杰一边说“没事”，一边想解题方案，给了他们不惧走弯路的底气。

　　如果说上海光源的限速步骤是“立项”，钍基熔盐堆项目则是“选址”。当前，仍有不少人对核技术存在认知误区，甚至“谈核色变”。2011年，钍基熔盐堆先导专项刚刚立项就受到日本福岛核事故带来的影响，一直到2017年才完成选址。团队兴冲冲准备大干一场时，又遇到了新问题——迟迟拿不到施工许可证。

　　申请许可证的流程十分复杂，一环套一环，加上项目组成员不熟悉当地办事规则和流程，排了好几版计划都无法保证如期开工。

　　“没招”之际，他们向徐洪杰报告。当时，他正在陪客人参观实验室。从一个参观点走到另一个的工夫，徐洪杰就有了主意。

　　首先，提升这项工作的领导层级，徐洪杰亲自总抓，工程副总经理驻点靠前指挥。其次，寻求帮助。徐洪杰留意到，当地发展改革委主任对钍基熔盐堆项目热情、有经验、能力强，建议前线总指挥亲自去请他帮忙。果然，当地政府十分支持。双方信息“对齐”后，一路绿灯，按期拿到了施工许可证，开工建设。

　　2023年，实验堆进入调试阶段，意外又一次出现。实验堆加注的燃料盐在中途“冻结”堵塞了管道，现场技术人员尝试两个月仍未解决。

　　68岁的徐洪杰再一次出马。“飞”了2000公里后，他忍着膝盖的不适，深入地下14米的现场观察实际情况，听取一线科研人员的解决方案。深思熟虑后，徐洪杰组织大家集思广益，决定继续设法疏通，同时启动备用管道的建设，一个月后问题顺利解决。徐洪杰又提醒团队成员将原先堵塞的管道妥善保管，“这是难得的宝贵样品”。

　　“科研有成功有失败，只允许成功的话，可能就没有创新了。”徐洪杰总鼓励年轻人积极探索，不要因为“不敢犯错”而放不开手脚做事。

　　“徐所长考虑问题不受现有技术水平的约束，他鼓励我们跳出现有框架考虑未来发展路线图。”上海应物所反应堆物理二部常务副主任周翀表示。

　　2025年初，考虑到钍基熔盐堆项目已完成以实验堆为标志的第一阶段、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徐洪杰集结各部门负责人和年轻骨干，开始为未来10年甚至20年进行谋划。经过9个月的讨论验证，一幅面向未来的图景逐步清晰起来，但徐洪杰此时却已永远离去。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周翀回顾钍基熔盐堆项目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时说：“除了‘家庭’，我想不到用什么词来形容钍基熔盐堆团队。而团队的凝聚力，来自徐所描绘的未来图景。他是那个讲故事的人，让我们在最艰难的阶段坚持了下来。他也是造梦者，带着我们不断在解决问题中获得正反馈，为下一个阶段指明了方向。”

　　《中国科学报》 (2025-12-30 第1版 要闻)